手铐的金属边缘深深硌进腕骨，蔡成功被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架着，穿过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条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

皮鞋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这皮鞋还是被反贪局带走时穿的那双，如今沾了些许灰尘，和他的人一样，透着一股从里到外的颓败。

他是从反贪局的临时看押点被“提”出来的，为了这场民事诉讼。

大风厂工人们告他，他成了被告。

而反贪局那边，涉嫌经济犯罪，还在调查。

两边都在走程序，他像个物件，被提来提去。

在反贪局那间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铁桌的关押室里，他数着从高处小窗透进来的光线变化。

“进去。”

法庭的门在面前打开，嘈杂声浪扑面而来。

闪光灯亮成一片，刺痛了他久未见强光的眼睛。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大风厂的工人们，曾经喊他“蔡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跟着蔡总有肉吃”，如今眼神里只有冰冷的恨意和鄙夷。

他下意识地在旁听席前排、在法官席侧面寻找另一张脸，那张他心底最深处曾期待能带来一丝转机的脸，但侯亮平不在。

他早该料到的，侯亮平是反贪局长，而他是反贪局关着的人，是他的“案子”，或者，是他的“麻烦”。

庭审的过程像一场缓慢的凌迟，而他是被绑在刑架上的囚徒。

工人代表律师的声音平稳锋利，像最精准的手术刀，一层层剖开他所有的辩词。

一份份文件被呈上，一桩桩证据被展示。

他想喊，想辩解那不是他的本意，抵押股权是为了救活大风厂，是为了不让工人们下岗！

但律师的问题像冰冷的铁钳，扼住他的喉咙：“蔡成功先生，请你明确回答法庭，在签署这份将大风厂百分之四十职工股权抵押给山水集团的协议前后，你是否召开了正式的股东大会？

是否以书面、清晰、可留存的方式，向每一位股权持有工人，逐项告知了抵押的全部条款、具体风险、以及一旦无法赎回将导致的股权彻底丧失的后果？”

他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他当时心急如焚，想着先拿到钱渡过难关，想着事后弥补，想着……他以为他能掌控一切。

他看着原告席上那些老工人通红的眼睛，那里面有血汗，有信任，如今都化为了实质的怒火，烧向他。

法官的目光如同千斤重担压下来。他瞥向自己这边请的律师，后者眉头紧锁，避开了他的视线，只是机械地翻动案卷。

这是个民事诉讼，律师是他妻子在外边勉强请的，水准和对方那位由法律援助指派的精干律师，似乎差了一截。

当法官最终宣判，那冰冷的“七千六百万元”像判决书本身一样重重砸在桌上，也砸碎了蔡成功最后一点侥幸的脊柱。

他身形晃了晃，法警的手稳稳架住了他。

他输了，输得彻底。

三个月内，他必须拿出这笔天文数字。而他，一个因其他问题被反贪局看押、已经欠债蕾蕾的人，去哪里找七千六百万？

短暂而公开的羞辱结束了。

法警重新给他戴上戒具，一左一右，将他带离被告席，离开那些工人混合着愤怒、痛苦与一丝茫然解脱的眼神，离开闪烁的镁光灯和低沉的议论声。

他没有被带回旁听席，也没有被释放，而是被直接押出法庭侧门，再次送上那辆熟悉的押解车。

他靠在冰冷颠簸的车厢内壁，透过狭窄的防护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与他再无关系的繁华街景。

几个小时后，经过必要的交接手续，他被告知，就这个民事诉讼案，他可以暂时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