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曼奇尼(洛杉矶):独居老人。邻居回忆案发前一天他在咖啡馆和长椅上的时间与往常无异。其孙子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由电话公司提供)显示,他们在傍晚有过一次简短通话。
山本达夫(芝加哥):经营果蔬店,案发前一天有送货商见到他进货。晚上常去的围棋俱乐部负责人证实他当天并未出现,这与习惯不符。对其店铺和住宅电话的检查记录未发现异常通话。
铃木裕(西雅图):同乡会干事。妻子证实案发前一天下午他们一起购物后,他因“突然头痛”提前回家,取消了晚间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图警方在其家中发现一张揉皱的便条,上面有一个洛杉矶的电信局号码,经查属于洛杉矶市中心某旅馆大厅的公用电话,通话时间约在案发前三十六小时。
而佐藤健一电话记录中的那个公共电话亭,就在那家旅馆对面。
邓恩用红笔在地图上将洛杉矶与西雅图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并在旁边标注了“公用电话”与“便条”。这不是电子信号的关联,而是物理的、需要人力传递的线索痕迹。
他继续深挖,调阅的是通过FBI内部协调,从各地银行取得的纸质账单副本和汇款单据,过程缓慢而正式。
佐藤健一(洛杉矶):每月通过邮政汇票向一个外地账户固定汇款。案发前一周,他从银行保险箱中取走了一个小包裹,内容不详。
卡洛·曼奇尼(洛杉矶):养老金支票存入。但案发前一个月,他在一家并非其日常往来银行的支行,存入了一笔5000美元现金,来源解释含糊。
山本达夫(芝加哥):生意账目清晰。但案发前两周,他收到一张通过外地银行开具的现金支票,汇款方信息经查存在问题。
铃木裕(西雅图):个人账户显示,案发前三个月,每月初都有一笔现金存入,存款地点分散,且其本人操作显得生疏。
邓恩将这些异常标记在索引卡片上。
四个受害者,生活在三个城市,死前都涉及一笔非常规的、难以追溯的现金流动。
模式的存在,超越了巧合。多年与隐蔽威胁打交道的本能在他脑海中尖锐地鸣响。
结合那种高度一致的、“清单式”的犯罪手法,一个清晰的结论在他脑海中浮现:这绝非普通罪案或孤立事件,其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有协调能力的专业组织在运作。
他将初步判断写入备忘录,建议总部关注此类“异常协同模式”。
尽管手头线索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联合行动,但他知道,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从追踪街头可见的凶手,转向挖掘那个隐藏在幕后的、无形的网络。
日后,邓恩也将成为暗流最大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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