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专权并非毫无察觉，但帝国对财政收入的依赖让他难以割舍。正如他对太子真金所言：“阿合马虽有过，然其能使国库充盈，非尔等书生所知。”这种“重利轻义”的态度，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四、铜锤之击：民愤与刺杀背后的矛盾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十七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春日，大都城内却暗流涌动。益都千户王着与僧人高和尚密谋已久，决定借太子真金“还都”之机，除掉阿合马。

王着本是山东益都的低级军官，因目睹阿合马的苛政导致家乡“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心生怨恨。他与高和尚联络了数十名志同道合者，伪装成太子仪仗，谎称太子回京祭祀，骗至东宫南门。当阿合马前来迎接时，王着手持预先准备好的铜锤，厉声斥责其罪状，随即一锤砸向阿合马的头部，这位权倾朝野的理财大臣当场毙命。

刺杀发生后，大都城门紧闭，官军迅速逮捕了王着等人。临刑前，王着高呼：“我为天下除害，死而无憾！”围观百姓无不落泪，甚至有人偷偷为他祭祀。这一事件表面是个人复仇，实则是积怨已久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它不仅反映了民间对阿合马的痛恨，更暴露了元朝统治集团内部汉法派与理财派、儒臣与回回官僚的深刻对立。

忽必烈得知阿合马死讯后，起初震怒不已，下令处死王着、高和尚，并株连其亲属。但随着阿合马的罪行被逐一揭发——从家中搜出的两张人皮（据说是用来诅咒政敌的巫蛊之物），到其家族侵占的数千顷土地，再到被其迫害致死的大臣名单——忽必烈的态度逐渐转变。他下令剖开阿合马的棺椁，鞭尸泄愤，将其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家产抄没入官。

阿合马的倒台，标志着元朝初年的激进理财政策暂告一段落。太子真金趁机起用汉臣，推行“宽仁”之政，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民间稍得喘息。但这种调整并未触及根本——帝国的财政需求依然庞大，此后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大臣相继登场，其手段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只是规模与影响稍逊，这也印证了元朝“依赖聚敛”的财政困局难以破解。

五、利弊评说：历史语境下的功过审视

评价阿合马的理财生涯，需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为蒙古帝国向大一统王朝转型期的理财者，他的措施既有适应时代需求的合理性，也有违背民生规律的局限性。

从积极层面看，阿合马的专营制度与赋税改革，确实为元朝的稳定与扩张提供了经济支撑。没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忽必烈难以完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无法维持对漠北、江南的有效统治，更不可能组织规模浩大的海外征伐。他规范的市舶制度，客观上促进了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泉州港的繁荣、青花瓷的外销，都与他的政策有着间接关联。

但从消极层面看，阿合马的“竭泽而渔”严重透支了民力与社会信任。他将财政收入置于民生之上，通过垄断、增税、专卖等手段强制分配社会财富，导致“农商皆困”：农民因赋税过重弃田逃亡，商人因利润被榨干转行，手工业者因官营盘剥消极怠工。这种“短期效应”虽解了燃眉之急，却破坏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元朝中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阿合马的专权与腐败，加剧了元朝的民族矛盾与阶级对立。他重用回回官僚、排挤汉族儒臣的做法，强化了“四等人制”的不平等；而其家族的贪婪，则让底层百姓将对朝廷的不满集中到“回回人”身上，这种民族隔阂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演变为“排外”暴力，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融合。

后世对阿合马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元史》将其列入《奸臣传》，斥责其“蠹国害民，贪酷无厌”；明代史学家宋濂更称其“罪浮于赵高、董卓”。这种评价固然有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但也反映了阿合马政策的负面影响确实远超其贡献。

值得思考的是，阿合马的悲剧并非个人品性所致，而是专制王朝财政制度的必然。在缺乏有效监督与制约的体制下，理财者往往陷入“不聚敛则国库空，聚敛则民怨起”的两难，阿合马如此，后世的和珅亦如此。这也提醒我们：良好的经济政策，既需要开源节流的智慧，更需要权力制衡的机制与以民为本的底线。

六、历史的镜鉴

阿合马死后，元朝的财政困局并未终结。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重蹈覆辙，推行“钩考钱谷”（审计追缴），再次引发民变；大德七年（1303年），“朱清、张瑄案”暴露漕运系统的腐败，朝廷不得不再次整顿财政。这些反复出现的危机，印证了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聚敛财富的不可持续性。

回望阿合马的理财生涯，其成败荣辱恰如一面镜子：它照见了大帝国维持统治的经济逻辑，也映出了专制制度下民生与财政的永恒张力。阿合马并非天生的“奸臣”，他的措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但其对权力的滥用与对民生的漠视，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数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更应汲取的教训是：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而非单纯追求财政数字的增长。无论何种时代，“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都是理财的正道，而这，或许正是阿合马的故事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