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手持一份“谋反”供词，闯入应天府（今南京）的早朝大殿。供词的主角，是曾北破元廷、威震天下的凉国公蓝玉。随着朱元璋一声震怒的“拿下”，这位明初最耀眼的将星轰然陨落。此后，一场持续数月的政治清洗席卷朝野，列侯、伯爵及各级文武官员一万五千余人被株连诛杀，几乎掏空了明初的功勋阶层。蓝玉案，这场继胡惟庸案之后的又一场血雨腥风，不仅是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致命一击，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皇权碾压功勋的典型标本，其背后折射的，是开国帝王对权力传承的深层焦虑与铁腕决断。
一、将星崛起：从沙场骁将到勋贵核心
蓝玉的崛起，恰与明初军事格局的演变紧密相连。他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属于朱元璋赖以起家的“淮西勋贵”集团，更因姐夫常遇春的关系，早早进入朱元璋的视野。常遇春是明初第一猛将，与徐达并称“帝国双璧”，蓝玉自幼追随其左右，耳濡目染，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史载蓝玉“长身面赤，饶勇有谋”，在战场上悍不畏死，很快从普通士兵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
洪武初年，明朝虽已定都应天，但北元残余势力仍盘踞漠北，对中原构成巨大威胁。朱元璋遂以徐达、常遇春为统帅，多次发动北伐。蓝玉在这些战役中崭露头角：洪武五年（1372年），随徐达北伐，在乱山、土剌河一带大败元军；洪武七年（1374年），独自领兵攻克兴和（今河北张北），俘虏北元国公帖里密赤；洪武十一年（1378年），因功封永昌侯，跻身勋贵行列。
真正让蓝玉名震天下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捕鱼儿海之战。当时，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附近集结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蓝玉被任命为主帅，率十五万大军深入漠北。大军行进至百眼井时，距敌营仅四十里，却不见敌踪，许多将领主张撤退，蓝玉却力排众议，下令“穴地而炊，毋见烟火”，继续隐蔽前进。最终，明军在捕鱼儿海南岸发现元军大营，蓝玉亲率精锐发起突袭，“元军大溃，太尉蛮子等战死，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等降，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宝玺、图书、金银印信无数”。脱古思帖木儿仅率数十骑逃脱，北元政权经此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捕鱼儿海之战的胜利，堪比霍去病封狼居胥，蓝玉的声望也达到顶峰。朱元璋龙颜大悦，将其比作“卫青、李靖”，晋封凉国公，赏赐无数。此时的蓝玉，已成为徐达、常遇春等老一辈将领凋零后，明朝军事体系的核心人物，手中掌握着北方边军的精锐力量，其地位在勋贵集团中举足轻重。
然而，功高震主的隐患，也随之悄然滋生。蓝玉出身淮西，性情刚愎，立功之后更是骄纵跋扈。他曾擅自罢免朝廷任命的官员，甚至在北伐归来时，因喜峰关守将开门稍慢，便下令士兵毁关而入；他还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当御史前来查问时，竟将御史鞭打驱逐。更有甚者，他在军中“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俨然将军队视为私人势力。这些行为，早已引起朱元璋的警觉。
二、君心难测：皇权与勋贵的暗流涌动
蓝玉的骄纵，并非个案，而是明初勋贵集团的普遍现象。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勋贵，多是草莽出身，一旦功成名就，便极易陷入享乐与专权的泥潭。他们不仅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垄断权力，还在地方上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朱元璋出身底层，对贪官污吏与权贵跋扈有着天然的憎恶，早在洪武初年，便通过严刑峻法整顿吏治，但对功勋阶层的处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太子朱标。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性情仁厚，与蓝玉等勋贵关系密切（蓝玉是朱标岳母的舅舅）。朱元璋原本计划让朱标继承大统，而蓝玉等勋贵则作为辅佐太子的军事力量，抵御北方蒙古与朝中潜在的反对势力。因此，即便蓝玉多有不法，朱元璋也多是“切责而宥之”，希望他能在朱标继位后收敛锋芒。
然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朱标的突然病逝，彻底打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布局。朱标死后，朱元璋立其年仅十六岁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皇太孙年幼文弱，缺乏政治根基与军事经验，根本无法驾驭蓝玉等桀骜不驯的功勋老将。朱元璋深知，一旦自己驾崩，这些手握重兵的勋贵极有可能重演“陈桥兵变”的历史，威胁皇太孙的统治。因此，为了确保皇权的平稳过渡，清除功勋集团的威胁，成为朱元璋晚年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蓝玉，作为勋贵集团中最具实力与野心的代表，自然成为朱元璋的首要清除对象。事实上，在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对蓝玉的态度已明显转变。据《明史》记载，蓝玉原本有望被封为“梁国公”，但因朱元璋厌恶其骄纵，特意将“梁”字改为“凉”，以示敲打；他推荐的官员，也多被朱元璋驳回，两人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朱元璋认为时机成熟，遂授意锦衣卫指挥蒋瓛出面，告发蓝玉“谋反”。蒋瓛声称，蓝玉计划在朱元璋前往南郊祭祀时，发动兵变，劫持皇太孙，夺取政权。随后，锦衣卫迅速逮捕了蓝玉及其党羽，在严刑拷打下，一份“供词”很快出炉，供词中牵连出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等一批开国功臣。
朱元璋接到“供词”后，当即下令将蓝玉处以“剥皮实草”之刑（剥下皮肤，填充稻草示众），并夷其三族。随后，根据供词的牵连范围，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凡是与蓝玉有过交往的官员，无论是否参与“谋反”，几乎都被罗织罪名处死。据统计，蓝玉案中被诛杀的公侯伯爵有十三人，各级文武官员一万五千余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值得注意的是，蓝玉案的“谋反”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所谓的“供词”多是刑讯逼供的产物，缺乏确凿的物证；蓝玉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若真要谋反，绝不会选择在朱元璋眼皮底下的应天府发动，更不会让计划轻易泄露。因此，后世多认为，蓝玉案本质上是一场由朱元璋主导的政治清洗，“谋反”只是他铲除勋贵的借口。
三、血雨腥风：清洗背后的权力逻辑
蓝玉案的清洗范围之广、手段之狠，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朱元璋为何要对功臣集团痛下杀手？其背后是一套复杂而冷酷的权力逻辑。
首先，是为皇太孙扫清障碍。朱元璋晚年最担心的，是朱允炆无法掌控局面。蓝玉案发生时，朱元璋已六十六岁，自知时日无多，必须在生前解决勋贵威胁。他曾对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在他看来，自己扮演“暴君”的角色，用血腥手段铲除隐患，是为了让皇太孙未来能“以仁治国”。这种“父爱式的残酷”，成为蓝玉案最根本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