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下，太子的教育与成长被完全忽视。

没有人真正关心太子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君主，朝堂上的权力斗争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江统深知太子的重要性，他忧心忡忡地向太子进谏，希望太子能够醒悟过来，努力学习，培养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然而，他的一番苦心并没有得到太子的理解和重视，反而引起了贾南风及其党羽的不满。

贾南风等人认为江统是在“多管闲事”，故意对他进行排挤。

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将江统调离了太子东宫，改任为博士、尚书郎等一些闲散的官职。

尽管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江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他在这些闲职任上，依然保持着对朝堂动态的关注，潜心研究时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次为国家建言献策，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晋元康九年（299年），一场震惊朝野的“愍怀太子之死”事件爆发，成为“八王之乱”的重要导火索。

贾南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设计诬陷太子司马遹谋反，将其废黜，后又派人将其杀害。

太子之死引发了宗室诸王的不满，赵王司马伦率先起兵讨伐贾南风，随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诸王相继卷入战乱，西晋陷入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战乱之中，中原地区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而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大量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因中原战乱，纷纷内迁，逐渐在北方地区形成了聚居之势。

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百姓在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又常受到汉族官吏的压迫与剥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目睹这一危急局势，江统心中的忧虑如潮水般汹涌。

他深知少数民族内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但在当前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国家实力逐渐衰退的背景下，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在北方，就如同在身边豢养了一群猛虎，随时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祸患。

江统忧虑地想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很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与中原地区的汉族产生矛盾和冲突，进而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动乱。

到那时，不仅百姓会遭受苦难，国家也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于是，在“八王之乱”稍稍缓和之际，江统决定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写下了那篇着名的《徙戎论》，并将其呈递给了晋惠帝。

在《徙戎论》中，江统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少数民族内迁问题的看法和担忧。

他指出，虽然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将内迁的少数民族迁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才是最为明智和可行的选择。

这样既可以避免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能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安宁。

江统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他的远见卓识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却赢得了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支持。

《徙戎论》全文洋洋洒洒数千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不仅分析了少数民族内迁的历史渊源，更深刻指出了当前民族矛盾的严重性。

江统在文中写道：“戎狄之性，勇猛好斗，与华夏异俗。今其聚居内地，受汉族官吏欺凌，积怨已久。若一旦天下有变，其必乘隙而起，祸乱中原，此乃心腹之患也。”

他以历史为鉴，列举了春秋时期戎狄侵扰中原、汉代匈奴作乱边境的事例，论证了“徙戎”的必要性；同时，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徙戎”方案，主张按照少数民族的不同族群，分别将其迁回匈奴故地（今蒙古高原一带）、鲜卑故地（今东北一带）、氐羌故地（今甘肃、青海一带），并在迁徙过程中给予粮食、土地等资助，避免引发少数民族的反抗。

《徙戎论》问世后，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江统的主张切中时弊，具有远见卓识，但更多的官员则因“徙戎”工程浩大、耗费甚多，且担心引发少数民族叛乱，纷纷表示反对。

加之当时“八王之乱”尚未平息，诸王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徙戎”之事，江统的《徙戎论》最终被束之高阁，未能得到采纳。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印证了江统的远见。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建立汉国，随后派兵南下，攻打西晋都城洛阳。

永嘉五年（311年），汉国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司马炽，大肆烧杀抢掠，史称“永嘉之乱”。

此后，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在北方地区建立了多个政权，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西晋王朝名存实亡。

当“永嘉之乱”爆发，中原陷入战火之时，人们才想起江统的《徙戎论》，无不感叹其远见卓识，《晋书》亦评价道：“统深鉴远识，优国忘家，其《徙戎论》可谓知微见着，不幸而言中矣。”

“永嘉之乱”后，江统随西晋残余势力南迁，先后侍奉晋怀帝、晋愍帝，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太常卿等职。

此时的西晋王朝已濒临灭亡，南迁的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君臣离心离德，根本无力收复中原。

江统虽有心报国，却苦于无回天之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维护朝廷的秩序，安抚南迁的百姓。

他多次上书劝谏晋愍帝，希望其能励精图治，团结群臣，招揽贤才，以图复兴西晋，但晋愍帝年幼无能，朝廷大权被权臣掌控，江统的劝谏依旧石沉大海。

西晋建兴四年（316年），汉国军队攻破长安，晋愍帝司马邺投降，西晋正式灭亡。

西晋灭亡后，江统心灰意冷，不愿侍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于是隐居于江南地区，潜心着书立说，整理自己一生的文稿。

他一生着述颇丰，除《徙戎论》外，还有《函谷关赋》《登楼赋》等文学作品，以及《明达政术》《治道》等政论文章，可惜大部分文稿因战乱而遗失，仅《徙戎论》被完整收录于《晋书·江统传》中，得以流传后世。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江统在江南病逝，享年约六十岁。

他的一生，历经西晋的繁华与衰落，见证了乱世的纷争与苦难。

他虽未能改变西晋灭亡的命运，但其《徙戎论》中所蕴含的远见卓识，以及他一生笃守礼法、忧国忧民的精神，却被永远载入史册，成为后世士大夫学习的典范。

在西晋那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江统就像一盏微弱却坚定的灯，始终坚守着儒家的理想与信念，以笔为剑，以言为盾，试图为乱世中的国家寻找一条出路。

他的《徙戎论》不仅是一篇政论文章，更是一个时代的“警世钟”，提醒着后世统治者要重视民族矛盾，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

而江统本人，也以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担当，成为西晋历史上一位令人敬佩的“守礼者”与“忧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