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是被一种名为“日不落与他的朋友和亲家们”的秩序，强行但高效地，管理了。

……

那确实是一个让伦敦的绅士们做梦都能笑醒的年代。

《帝国联邦宪章》的墨迹在大西洋海风的吹拂下逐渐干透，这套将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用利益和法理捆绑在一起的体系，在初期的运行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洲和印度等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国，填满了曼彻斯特的纺纱机和谢菲尔德的炼钢炉。英国的工业产值在1873年达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峰值，几乎占据了整个欧洲的一半以上。伦敦金融城的金库门槛甚至需要加高，以防那成堆的黄金流出来。

然而，在这个庞大机器轰鸣运转的同时，一些不易察觉的裂纹也在阴影中蔓延。

帝国的扩张确实到了它的自然边界。在那个看似平静的世界边缘，维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成本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皇家海军必须在全球每一个大洋维持绝对优势，这不仅需要巨额的拨款，更需要无数造船厂日夜不停的赶工。而新一轮的造舰竞赛——那些用钢铁和电力驱动的昂贵巨兽，正在迅速掏空国库的盈余。

更重要的是，那些被“整合”进帝国的“亲戚们”，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温驯。

在北美，名义上是“英属美洲自治领”，那位阿福王子依靠着个人魅力和强硬手腕暂时压制住了各方势力。但在底特律的工厂区，在德克萨斯的油田里，那些曾经属于“合众国”的年轻人，在夜深人静时，依然会偷偷唱起《我们要自由》；那些来自老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后代，心中对那个遥远岛国的认同感，远不如对脚下这片新土地的归属感来得强烈。一种名为“本土主义”的新思潮，正在土壤下发酵。

而在东方，那个被林亚瑟视为“完美提款机”的印度。虽然土邦王公们表面上臣服，虽然那个“皇家公务员体系”确实吸纳了一部分当地精英。但随着教育普及和西式思想的传播，一些在伦敦受过教育的年轻印度人，开始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高级办事员”。他们在加尔各答的茶馆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如何效忠女皇，而是“既然我们学会了英国的法律，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

一颗名为“国大党”的种子，已经被埋下了。

再看欧洲大陆。

德国的崛起固然有一半是因为英国的扶持以及维琪的牵线搭桥。但随着德国工业力量的膨胀，它对市场的渴望也越来越大。鲁尔区的钢铁需要去处，汉堡的商船需要更自由的航道。当德国制造的优质机器开始在市场上与“英国制造”正面交锋时，那种曾经亲密无间的“翁婿关系”，还能维持多久？

腓特烈虽然亲英，维琪是英国长公主。但他们首先是德国的皇帝和皇后。他们身后的容克军官团，他们脚下的资产阶级，都在渴望着摆脱英国的阴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属于德国人自己的“阳光下的地盘”。

至于法国，虽然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崩塌了，第三共和国那些精明的既得利益者，可比那个好大喜功的皇帝要难缠得多。他们不再寻求这种华而不实的欧洲霸权，而是转向了非洲、转向了金融投机，在英国体系的缝隙里，像藤蔓一样顽强地生长，寻找着每一个可以给英国人下绊子的机会。

那个已经“半立宪”的沙俄，因为农奴制的废除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虽然失去了阿拉斯加，但在中亚，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铁路，正在以一种令人生畏的毅力，一点一点地向南延伸，直指——英属印度的北大门，阿富汗。

林亚瑟坐在白金汉宫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

他当然知道这一切。

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盛极而衰的道理。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帝国联邦，但也亲手制造了一个充满了竞争与变数的新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技术不再是秘密，规则也不再是永恒。

所有被他“扶持”起来的朋友，所有被他“打压”下去的敌人，都在这个新秩序下学习、适应、然后……寻找机会，反噬那个高高在上的庄家。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没有童话，只有永无止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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