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册里清清楚楚记着它们的爪痕。

最早一笔，刻在商朝殷墟的龟甲上——那些灼烧裂纹间的卜辞，至今还透着惊惶：“贞：今秋有疫？”“王疾，其祟在疠？”

分明已是把瘟病当作了活生生的对手。

春秋时，《周礼·天官》写道：“疾医掌养万民之疾，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也点明：“季春行夏令，则多疾疫。”

可见那时的人，早已摸清了瘟病随节气翻脸的脾性。

再往后看，《黄帝内经·素问》里的《刺法论》《本能病》两篇，字字句句都在拆解瘟邪的来路与去向——华夏医家对疫病的思索，远比世人想象得更早、更沉、更准。

从先秦到两汉，从三国到魏晋，隋唐宋元，一路走到今日的大明，几乎每朝每代的史书里，都夹着几页染着墨渍的疫情实录。

论起对瘟疫的体察之深、应对之稳、手段之全，华夏真要比欧洲早跑了几条街。

正因如此，一套套硬招早就磨出了锋刃：

严封病户、焚埋尸骸、清沟浚渠、禁绝污秽。

战国时的秦国，已设“疬迁所”——专收染疫者，堪称全球首座传染病隔离院。

官府不但没撒手不管，反而派太医定期巡诊、送药发粥。

到了宋代，朝廷一闻疫信，立刻调遣太医局与翰林医官星夜赴险，药费全由国库垫付，分文不取。

焚埋尸首防蔓延？这法子，先秦已有。

管住垃圾、扫净街巷？商朝律令就立下了铁规——《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乱扔灰烬，剁手！这不是狠，是拿命换干净。

两千多年，从青铜铭文到朱砂诏书，华夏防疫的筋骨早已长成。

所以每逢太平年景，哪怕瘟火乍起，也顶多燎焦一隅，绝难窜成燎原之势。

但若真撞上连御医都束手的绝症，朝廷也有最后一刀——冷、快、绝。

皇帝一声令下，将整片疫区封死，只许进、不许出；任其自生自灭。

等最后一点喘息断了，差役才持火入内：挖深坑、焚尸骨、填焦土；再把病家衣被、器皿、门窗尽数烧尽，不留一丝活气。

这般手段，百年难见一回。非到山河动摇、社稷将倾，谁敢动它？

说到底，一句话归总：

大明治疫，早已炉火纯青。

只要不在兵荒马乱的烂摊子里，再凶的瘟病，也掀不起跨州越府的浪。

那问题来了——金陵刚爆疫，千里之外的边镇，怎么也跟着炸开了锅？

朱楧盯着地图，指尖慢慢发凉。

若说这是天意，他宁可相信老天爷昨夜喝醉了酒。

这分明是有人拿瘟疫当刀，在他眼皮底下划了一道血口子。

“有人往我刀尖上抹毒？”

他声音不高，却像冰碴刮过青砖。

转身即唤近卫：

“查！给我顺藤摸瓜，揪出边镇这场瘟的根子！”

“我要知道，第一例病人是谁，从哪来，碰过什么人，吃过什么东西！”

身旁一名黑甲护卫抱拳垂首，声如寒铁：

“遵命，陛下！”

……

就在朱楧勒紧边镇防线、下令追查源头之时，

远在大明腹地的金陵城，已然失守。

瘟势如沸水破釜，汹涌而出，且来得又急又毒。

太医院全员扑进去，仍像往决口里撒沙——徒劳。

主事的张仲景根本脱不开身。

皇帝高烧不退、神志昏沉，全靠他一剂一剂稳着命脉。

他连宫门都迈不出半步，更别说带人巡街问诊。

而城中染病者，一天多过一天。

连宫墙之内，也飘起了药味混着腐气的腥风。

头两天，百姓还能强按捺住。

毕竟满街都是京军铁甲，坊门紧闭，巷口设卡，哪家有人咳喘发热，门口便钉上一块白木牌，上书“疫户”二字，旁人绕行十里。

第三日，开始死人。

不是零星几个，是一茬接一茬——当天暴毙数十具。

消息被死死捂住，只有几个亲信将领听见了哭声。

第四日，尸体堆满了义仓后院，报上来的一百三十多具，还是压着数报的。

第五日，抬尸的板车排到了城门口，六百七十余具，尸首叠着尸首，连棺材都来不及备齐。

每天从街巷深处拖出的一具具尸体，让金陵城里的百姓心惊肉跳到了极点。

他们虽被锁在屋内不得外出，却仍能真切嗅到空气里弥漫的焦糊味、听见隔壁骤然炸开的哭声、看见巡逻兵丁抬着担架匆匆掠过墙头——

警示木牌越钉越多，像一道道无声的丧符；

邻居家深夜传出撕心裂肺的嚎啕；

长街上，一车接一车的尸身被麻布裹紧，颠簸着驶向城外火场。

哪一样不是在狠狠抽打百姓早已绷紧的神经？

第六天清晨，死亡人数破千。

人心，也终于断了弦。

有人确诊染病，认定自己活不过今夜，竟抄起菜刀砸开药铺抢药；

有人揣着干粮卷着铺盖，趁夜翻墙凿洞，只求逃出这座活坟；